【洞察】英国《金融时报》刊发中国学者文章疾呼，别被“逆全球化”蒙蔽了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本文刊于4月19日FT中文网，原标题为《新兴市场将引领全球化进程》；英文原文刊于4月10日Financial Times网站，原标题为《Emerging markets are set to lead globalisation》。
全球范围内反对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涨。从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到贸易增长缓慢以及移民政策收紧，全球似乎正面临着一场针对全球化的反弹。
然而，数据和理论的推演却揭示了不同的情况：经济全球化仍是常态。实际上，全球化的引擎已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因此，后者应继续开放市场并抓住下一轮全球化将带来的机遇。
全球贸易、投资
几十年来，反对全球化的运动间歇出现，冲击全球进步。西方经济学家已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共存现象提出了解读。
有鉴于此，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更像是西方国家在这个特定阶段出现的区域和周期性倒退。西方对全球影响巨大，但崛起中的强国似乎对全球化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另外，从中长期角度来看，数据显示，西方的影响力可能受损。从2011年到2015年，贸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仍持稳。
尽管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商品贸易略有放缓，但鉴于美元强势以及叠加性因素（例如美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下降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证明为一种“统计错觉”。
另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7年里，全球服务贸易增速超过GDP，服务贸易对GDP的贡献从2008年的12.5%升至2015年的13%，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重要因素。
在资金流动方面，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也在强劲复苏。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曾降至1.2万亿美元，但2015年快速反弹至1.76万亿美元，为自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
2015年，全球跨国并购规模增至4.9万亿美元，超过了2007年的4.6万亿美元，并为跨国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显然，面对全球经济困境和风险、安全问题（例如难民和地区冲突）以及社会问题（例如收入差异扩大以及失业），人们对于全球化怀有顾虑，也有反对之声。然而，全球化趋势并没有逆转。实际上，全球化“输家”通过互联网在公众舆论中夸大了情况。
英文版刊于4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
西方的担忧
西方的反全球化情绪从政策上就明显可见。随着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优势缩小，它们正寻求自我保护，根本原因可能有三重。
首先，这种情绪是内部矛盾加深以及全球化负面影响叠加效应的结果。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这意味着在得失都是相对而言的竞争逻辑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赢家和输家。
全球工业链的劳动力分配和生产外包，再加上科技进步，导致制造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构成实体经济的核心）。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失去了工作或薪资下降，因此他们都是全球化中的“输家”。
同时，互联网放大了负面的公众舆论，因此焦虑和愤怒就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欧洲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恶化了这种形势。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为那些愿意利用公众不满的政客创造了大批受众。
接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中的强国正让西方感到紧张。新兴经济体显示出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更大兴趣和能力，而受到危机打击的西方正在衰落和退出世界舞台。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评论人士提出，传统的全球化已走到终点，应该建立服务于西方利益并让西方保持领先的新贸易体系，例如区域贸易机制。
反全球化的言论最终正设法在全球化过程中让本国利益最大化。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言，全球化应按照“每个国家的自由意愿”继续下去。
新一轮全球化
社会生产率提高和科技进步意味着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然而，由于各国资源和政策导向的差异，全球化产生了部分负面结果。因此，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旧的全球化体系无法满足当前需求。出于这个原因，全球治理的升级、全球化的转型、以及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展迫在眉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在达沃斯的讲话引起了全球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主要理念勾勒出新全球化的道路：建立创新驱动的动态增长模式；通过协调良好、互联互通的方式，建立开放互惠的合作模式；建立均衡、公正和包容的发展模式。
然而这条路不会好走，至少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任务是挑战落后的全球治理概念。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破产，要求提出新的理念，以解决发达国家的内部问题，还有解决全球公共品的缺乏以及全球共同利益和各国利益之间的错位。
由于全球治理问题、猖獗的恐怖主义、能源和食品安全危机、以及传染病扩散等问题具有普遍性，非传统威胁存在溢出效应。然而，现有的多边体系和双边应对机制互不兼容又不统一，催生了各种风险和危机。基于这个原因，时代呼唤伟大创意。
其次，现有的全球安全、贸易和金融机制——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WTO）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难应对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危机。依照最新国际架构来改革原始机制和重塑全球治理规则的必要性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被更好地纳入决策过程，以最终保障各项全球机制的执行以及这一机制的权威。
“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贸易与投资的开放，令中国受益。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最近几年见证了史无前例的情况。从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利马峰会，到今年5月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高峰论坛，每个场合都见到中国领导人、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学者试图说服西方同僚对全球化有信心。
中国提议的新一轮全球化强调，所有国家，不论其规模和实力，都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并通过贸易交流和投资合作分享全球化的积极成果。
在规则和理念方面，全球治理应合理反映所有各方的需求。而通过由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所有国家终将公平分享成果和收益。
可以预见的是，西方将继续对全球化进程持谨慎态度。不过，新全球化模式的发展需要西方的参与，才能从全球利益共同体推进至命运共同体。
鉴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公共品的缺乏，“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由崛起中的中国提供的最大公共品，它体现了中国在新时代推动经济开放的主要理念。
总而言之，为应对不断攀升的反全球化思潮，我们确实应热情支持全球化的新时代。
作
者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新华社特约分析师。
曾就读于兰州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北京大学。2005年加入《环球时报》，曾任编委（主管评论、社评），获2011年"中国新闻奖"。2013年初参与创办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被评为"2014年中国智库十大代表人物"(中国网)，获2015年获中国政府网"杰出作品奖"。出版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美国的焦虑》《大国的幻象》《2016：G20与中国》《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政治思想中的国际关系学》《G20与全球治理》《金融是杯下午茶》等专著、译著、编著20余本。
关 于 我 们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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